郭台銘直指日本財經官員阻撓國際企業在日本競爭。他收購日本夏普,用日本的先進技術結合美國的龐大市場商機,直攻美國,不但改變美國,也將改變日本。
六月二十二日,鴻海集團一年一度股東會後的全球記者會,郭台銘特別拿出了日本經產省商務情報政策局長安藤久佳的名片,讓所有記者傳閱,並且直指這位官員阻撓國際企業在日本競爭。
業者公開指控官員,在台灣時有所聞,但是在日本不但少見,而且還是外來企業,向國際媒體控訴,更是絕無僅有,所以兩週之後日本長官經產省大臣世耕弘成還特別澄清,郭台銘有所「誤解」,日本絕沒有政府出面干預情勢,企業都是自己做出決策。
七月五日,鴻海股東會後不到一個月,安藤久佳轉任經產省下轄的中小企業廳。前日本《朝日新聞》國際部主任野島剛就直接為文指出,這樣的人事安排算是降級,「可能是為夏普的失敗、東芝的混亂負責」。
時間點如此接近,也是郭台銘的領導風格對於日本政界的第一個衝擊,主要是政治人物對於企業的態度,再也不能按照過去那種氣勢凌人頤指氣使的態度,即使是台灣企業也有反擊的能力,日本人已從郭台銘身上學到了第一課。
當許多台灣親日的學者還有媒體還在「唱衰」郭台銘,認為他的霸氣和粗魯在日本政經界走不通時,沒有想到郭台銘早就看準日本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進一步崩壞,也看準了韓國企業在美中之間左右通吃,日本企業只有研發實力,而缺乏靈活戰力,韓國三星、樂金等集團崛起,日本夏普、東芝等中型集團就成為祭旗的犧牲品。
郭台銘決策厲害之處,就是抓住「方向、時機、程度」,順勢而為,從企業的立場來看,日本企業要選擇韓國做為對手,還是選擇台灣?答案很明顯,韓國企業不但自主性強,緊迫盯人,甚至已經超越了日本,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企業若是和韓國企業,甚至中國大陸企業合作,最後只能被肢解之後做「資源回收」(講難聽一點是「垃圾回收」),這一點日本企業自己內部其實看得很清楚。
從銀行團的立場來看,寧願交給曾經被殖民過的台灣企業來經營,也不要聽命日本政府的無效率經營,等於把錢丟到水裏,還要繼續投入。這也讓郭台銘澤擇時機,策動債權銀行團代表在董事會內部不斷的反對官商勾結與瓜分剩餘價值,並且引入戰略型經營者,這個模式正是郭台銘拿下夏普的絕招之一。
日本官商模式面臨挑戰
日本戰後經濟快速成長,經產省的強力支援曾經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日本「護送船隊方式」的發展模式:以政府的支援為根基,讓企業財團組隊行動。野島剛分析,這種模式讓日本經產省背負「我們引導日本企業發展」的使命感,這是二戰前就流傳下來的官僚傳統。但是,現在身處全球化經濟時代,「企業的生存以股東的利益為優先,和國家的命運徹底脫鈎」,野島剛強調。
也難怪郭台銘敢在國際媒體面前,把宣稱東芝投資案「鴻海出局」做為頭條新聞的報紙撕掉,事實上日本政府在東芝案中的角色和夏普一案相去不遠,差別最大的是東芝的記憶體部門仍在賺錢,和夏普液晶面板當時既不賺錢又無力投資的狀況不同。
換言之,東芝雖談不上是肥肉,卻仍是一塊「五花肉」,列強競逐,會繼續浪費時間角力,所以郭台銘講得很清楚:再談半年,就不談了。
但郭台銘對日本政經界最大的震撼教育,還是以企業家之姿和美國老大哥特朗普(川普)直接並肩作戰,甚至挽救特朗普的競選政策。過去日本製造業是以歐美為市場,最多像是豐田以「精實管理」在海外設廠,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可以直攻美國,和美國一起制定遊戲規則。
郭台銘用日本的先進技術,來結合美國的龐大市場商機,拿到難得的政府優惠,這是民營企業家冒險犯難精神的神來之筆,政府的官僚體制無法充分體會,也讓日本人看見了企業只要願景夠大,不必受制於政府的意識形態,反而能在中美兩強競逐之間,搶得最佳位置,從這個角度來看「飛鷹計劃」,不但改變美國,也將改變日本。
亞洲週刊 張殿文
六月二十二日,鴻海集團一年一度股東會後的全球記者會,郭台銘特別拿出了日本經產省商務情報政策局長安藤久佳的名片,讓所有記者傳閱,並且直指這位官員阻撓國際企業在日本競爭。
業者公開指控官員,在台灣時有所聞,但是在日本不但少見,而且還是外來企業,向國際媒體控訴,更是絕無僅有,所以兩週之後日本長官經產省大臣世耕弘成還特別澄清,郭台銘有所「誤解」,日本絕沒有政府出面干預情勢,企業都是自己做出決策。
七月五日,鴻海股東會後不到一個月,安藤久佳轉任經產省下轄的中小企業廳。前日本《朝日新聞》國際部主任野島剛就直接為文指出,這樣的人事安排算是降級,「可能是為夏普的失敗、東芝的混亂負責」。
時間點如此接近,也是郭台銘的領導風格對於日本政界的第一個衝擊,主要是政治人物對於企業的態度,再也不能按照過去那種氣勢凌人頤指氣使的態度,即使是台灣企業也有反擊的能力,日本人已從郭台銘身上學到了第一課。
當許多台灣親日的學者還有媒體還在「唱衰」郭台銘,認為他的霸氣和粗魯在日本政經界走不通時,沒有想到郭台銘早就看準日本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進一步崩壞,也看準了韓國企業在美中之間左右通吃,日本企業只有研發實力,而缺乏靈活戰力,韓國三星、樂金等集團崛起,日本夏普、東芝等中型集團就成為祭旗的犧牲品。
郭台銘決策厲害之處,就是抓住「方向、時機、程度」,順勢而為,從企業的立場來看,日本企業要選擇韓國做為對手,還是選擇台灣?答案很明顯,韓國企業不但自主性強,緊迫盯人,甚至已經超越了日本,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企業若是和韓國企業,甚至中國大陸企業合作,最後只能被肢解之後做「資源回收」(講難聽一點是「垃圾回收」),這一點日本企業自己內部其實看得很清楚。
從銀行團的立場來看,寧願交給曾經被殖民過的台灣企業來經營,也不要聽命日本政府的無效率經營,等於把錢丟到水裏,還要繼續投入。這也讓郭台銘澤擇時機,策動債權銀行團代表在董事會內部不斷的反對官商勾結與瓜分剩餘價值,並且引入戰略型經營者,這個模式正是郭台銘拿下夏普的絕招之一。
日本官商模式面臨挑戰
日本戰後經濟快速成長,經產省的強力支援曾經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日本「護送船隊方式」的發展模式:以政府的支援為根基,讓企業財團組隊行動。野島剛分析,這種模式讓日本經產省背負「我們引導日本企業發展」的使命感,這是二戰前就流傳下來的官僚傳統。但是,現在身處全球化經濟時代,「企業的生存以股東的利益為優先,和國家的命運徹底脫鈎」,野島剛強調。
也難怪郭台銘敢在國際媒體面前,把宣稱東芝投資案「鴻海出局」做為頭條新聞的報紙撕掉,事實上日本政府在東芝案中的角色和夏普一案相去不遠,差別最大的是東芝的記憶體部門仍在賺錢,和夏普液晶面板當時既不賺錢又無力投資的狀況不同。
換言之,東芝雖談不上是肥肉,卻仍是一塊「五花肉」,列強競逐,會繼續浪費時間角力,所以郭台銘講得很清楚:再談半年,就不談了。
但郭台銘對日本政經界最大的震撼教育,還是以企業家之姿和美國老大哥特朗普(川普)直接並肩作戰,甚至挽救特朗普的競選政策。過去日本製造業是以歐美為市場,最多像是豐田以「精實管理」在海外設廠,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可以直攻美國,和美國一起制定遊戲規則。
郭台銘用日本的先進技術,來結合美國的龐大市場商機,拿到難得的政府優惠,這是民營企業家冒險犯難精神的神來之筆,政府的官僚體制無法充分體會,也讓日本人看見了企業只要願景夠大,不必受制於政府的意識形態,反而能在中美兩強競逐之間,搶得最佳位置,從這個角度來看「飛鷹計劃」,不但改變美國,也將改變日本。
亞洲週刊 張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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