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摒極端政黨主宰 成熟理智背後仍有難題

尹子軒 作者是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

民粹浪潮作為政黨論述在歐洲大選年的最後一站，被以強健穩定著稱的德國議會壓倒。中間派尤其是溫和左派大黨選票散落、政治光譜碎片化，以及極左極右派崛起等3個困擾著所有西方發達國家政治穩定的因素，在今年被歐陸成熟的政黨系統所鈍化。有荷蘭和法國相繼擊倒極右政黨的先例，同樣秉承歐陸多黨派共識政治傳統的德國採用的特殊比例代表制，糅合了著重地區工作的直選議席和著重意識形態和身分認同等的全國性政黨票，讓德國能穩定地產生溫和而又有足夠支持和能力施政的政府之餘，亦在容許最多不同意見黨派制約執政黨行為的原則下排除極端政黨進入政府。

極端政黨納議會發聲　警惕主流政黨

在德國的制度下，儘管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相當部分的選票，而兩個傳統大黨得票亦跌至歷史新低，德國由中間派大黨作為議會內朝野分隔骨幹，摒除極端政黨佔據任何一方話語權的格局始終未變。的確，需要更多政治動能的改革議題會因為執政聯盟擴大而被減緩，但是從德國民主制度長遠的新陳代謝來說，垂垂老矣的大黨選票流失到更有活力的小黨手中，是維持德國政治體制朝氣、能更切實反映到選民意願重要一環。畢竟，民粹政黨病毒般的異軍突起，是社會一部分出現根本性變化的病徵，這些極端分子能進入到議會是獲益於主流政黨幫助不了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將極端政黨納入議會發聲保護德國民主原則之餘，對於主流政黨們也是一個警惕。

這一次的選舉，極右AfD獲得比想像中多票數，雖然遺憾，但是除了可以期待他們因為分裂而自我毀滅之外，德國大選，連同今年法國和荷蘭各自的大選結果，證明了民粹政黨在一個足夠成熟、平衡和容納到社會上多方聲音的制度下，大有可能不過是場政治「重感冒」而已。

德國政制保證有力朝野分隔

德國的「聯立制」選舉制度和傳統政黨所組成的朝野制度，在近年極端政黨崛起侵蝕主要政黨票源的浪潮底下依然能夠維持。由默克爾所帶領的中間偏右黨團基社盟／基民盟（CSU/CDU）獲得最多票數，同時亦順理成章將領導和組成聯合政府。雖然這次選舉可見主要兩黨CSU/CDU以及社會民主黨（SPD）的得票各自比預期少，但是傳統和大黨搭檔的小黨派如自由民主黨（FDP）以及綠黨（GRUNE）表現可人，補足了德國行之有年的「2.5黨制」政治系統格局。今年德國議會將膨脹至史無前例的709席，比法定下限598個議席超出甚多，正是因為德國選制中為了反映主流以外意見所容許的彈性。

德國基本法（即憲法）明定每4年舉行選舉，德國選民每人獲得兩張選票；第一票是選擇居住選區的議員候選人，第二票則是投給全國性的政黨。根據每個選區第一票的得票數量，德國議會會授予每一個選區獲得最多票數的候選人議員資格，選民和就在選區候選人的關係得以保障，比起單純的比例代表投票方式，比如荷蘭的單票單選區比例代表制度，選民和議員之間的關係更緊密，並且鼓勵政黨深入地區工作。德國全國共有299個選區，決定了議會（理論上）598個議席的一半，餘下的議席，則以一個相當特殊的方法補足：德國選舉機制中存在的「議席補償制度」，在各政黨必定會獲得全國政黨票同樣比例的議席原則下，議會機制將會補足各黨派的議席直到達到全國政黨票數比例為止。比如說，這次大選，AfD實際上僅獲得3個選區席位，因為在全國政黨票中獲得12.6%的選票而額外獲得91席，在議會總數獲得94席。而一個政黨只需要達到德國憲法下限的3個地區議席、全國5%政黨票，即可受惠。這機制存在的原因，在於抵消單議席單票簡單多數制中總得票率與席次不對等的問題，讓小黨派得以進入議會發聲。但是同時，此制度亦讓中間派大黨有足夠的權力和議席數去維持一個穩定的兩黨（加上願意妥協的小黨派）競爭原則。

這次的選舉結果，重新宣告了獲得第二多議席的SPD將作為主要反對黨和CSU/CDU組成的聯合政府對壘，而孤立無援、無黨派願意和它扯上關係的AfD，則只能抱著現有的13%議席做它的第三反對黨──但就算溫和派黨魁彼得里（Frauke Petry）和她的丈夫、AfD的另外一位領導人沛澤爾（Marcus Pretzell）在獲選以後馬上割席不是這個政黨自毀的先兆，議席比例亦決定了AfD注定不會有太大影響力。德國政制成功內化了極右黨派，將讓他們在議會內展露它們缺乏原則、嘩眾取寵追隨民粹的本質──正如割席的Petry在記者會上所講，雖然曾經有「盡快具備執政能力」的意向，但在選前數月表現得卻更像一個「缺乏實際準備」的「無政府主義政黨」──終究是只能攪局、無法執政的烏合之眾。

聯合政府內部的傾軋

雖然政制大大減低了極端黨派如AfD以及左翼黨等對於政府施政的影響力，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默克爾將面對她帶領基民盟最難過的4年；要在實質上4個黨派──中間偏右的基民盟（CDU）、更保守的巴伐利亞姐妹黨基社盟（CSU）、左派的綠黨和右派的自民黨（FDP）中間取得平衡，並同時為自己黨派培育候選人，將會是對默克爾政治手腕極大的考驗。

首先，從和SPD組閣「大聯合政府」枷鎖中解脫的下一屆默克爾政府，在更為親商家、主打創新經濟的FDP（黨魁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自詡為德國的馬克龍）進入聯合政府的情況下可以預期將更為向商界靠攏。在FDP今年銳意吸引年輕選民的政綱裏，大幅減省總值300億歐羅的稅款、效法瑞士成立基金支援創新產業，甚至向初創公司設立免稅期等等的舉措都堪稱大刀闊斧。

但是，從近年可見，德國的政策偏向老年人，尤其是基社盟所代表的保守退休選民居多。比如說2014年的德國退休金改革，就以「因德國婦女生育後並不常重返勞動市場」，希望借政府津貼「減低老年貧窮」為由，向此年齡層選民派發所謂的生育津貼（maternity pension）。FDP進入到聯合政府後，可以預期和CSU有關資源分配的衝突將會是其中一個棘手的難題。

更甚者，和FDP同樣針對城市年輕一代白領，但是主要基本盤並非商家的綠黨，不但支持的環境保護政策需要大量資源，他們在社會福利制度上亦更為接近保守的CSU，以維持制度的寬厚為目標。

實際上，結合政黨支持者年齡構成這個緯度去看德國政治態勢的話更是清晰：CSU/CDU超過60歲的黨員佔總體達到一半左右甚至以上，相比之下FDP和綠黨僅接近四成及兩成餘而已。

如是者，在CSU/CDU、FDP和綠黨之間如何斡旋，將會令默克爾極為頭痛，聯合政府的效率亦將受到影響。而且，在CDU體制內默克爾亦有一定的隱憂：默克爾的強勢有意無意之間壓榨了黨內新血，雖然德國並無執政年數上限，但是就算默克爾有競逐2021年連任的打算和能力，培育新一代領袖亦必定在她的日程上。在如此一個複雜的政局中，德國政經體質如何和政黨的新陳代謝同步，在歐元區經濟開始重回增長正軌的大環境下，將會是未來歐盟關注的重點之一。

如何平衡年輕人及老人利益？

德國制度的成熟，以及選民的理智，雖然摒除了極端政黨主宰政局一方的可能，但是成熟和理智的背後，正是另一個所有發達國家都正在頭痛的問題：在全球化浪潮紅利減少並開始反噬之後，政府該如何平衡尋求創新經濟的年輕人利益以及維護豐厚福利制度的老年人利益？這可能是今年德國大選，比起極端政黨進入國會更重要的一課。

香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