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在老撾為中情局秘密作戰

彼得·朗－斯坦頓（Peter Lang-Stanton）一開始是要製作一個電台紀錄節目，關於他父親在那場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秘密任務當中所擔當的角色，但他其時並不知道，探尋至親那段仍然籠罩在秘密之下的往事，會帶來什麼樣的情感衝擊。

上大學之前的那個夏天，我爸爸開著那輛舊的沃爾沃（Volvo）汽車去兜風——就我們兩個人，這是我們以前沒試過的。我們扣好了安全帶， 在鋪滿碎石的路上捲起滾滾沙塵。

「彼得，是時候告訴你家裏是做什麼的了，」我爸爸說，當時車在等一個紅燈，他的手指在駕駛盤上敲著。綠燈亮起時，我們的車開上了主路。

「間諜活動。」

我爸有種冷幽默感，但是我當時想，這就像是他開的又一個玩笑，可這一番動作似乎有點大，也不好笑。我們的車在到處是購物商場和電線桿的城裏穿行，他告訴我，他為中央情報局（CIA）充當臥底人員已經有近40年了。

說完後，他並未發笑，於是我忽然覺得，他是說真的。

「媽媽知道嗎？」我問他。

「噢，」我父親說，「媽媽也在那裏做事。」

人們經常問：「你有懷疑過任何事情嗎？」不，我和我的兄弟們都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

我認為我的父母是國務院裏的文員，但真相是，我不知道他們其實是做什麼的。在你長大的過程中，你父母做的所有事情好像都再正常不過，直到你長大發現，並不是。

1960年代，美國陸軍部隊派出一批C-130運輸機進入越南時，中情局就在老撾進行一場秘密戰鬥。那是「冷戰」的高峰，CIA派遣了我父親和一組人員去為老撾高地的一個赫蒙族部落提供武裝和訓練，與共產主義勢力老撾巴特寮以及北越作戰。

中情局是否幫助赫蒙族壯大，或者僱用他們，這一點很難確定。現在回過頭去看，雙方似乎都認為，自己為對方帶來了好處。

但是，當時中情局裏面有很多人都知道，這場抵抗是注定失敗的；赫蒙族當時是以卵擊石。在越南戰爭結束後，中情局一下子就從老撾撤出，留下成千上萬不得不逃亡的赫蒙族人。

而那就是我父親在中央情報局裏的第一個任務。

那一次在車裏的對話過去幾年後，我父親就去世了。在臨終前，他對坐在醫院牀邊的我說：「除了生下你們，我最驕傲的就是我們在老撾所做的一切。」

他去世後，我讀遍了我能找到的所有關於CIA在老撾秘密作戰的書籍。我做了我們失去親人之後常常會做的事——滿世界地找尋有關他的一切，去撫慰哀傷。

然而，很多這些書都對CIA在老撾的行動持批判態度，哪怕在當時認為共產主義在威脅我們生存的背景之下。它們詬病CIA離開的方式，指它迫使赫蒙族人逃亡至泰國。之後還有了各種各樣的指控——販毒、地毯式轟炸，甚至還有說用赫蒙族兒童充當秘密部隊的士兵。一些歷史學家形容，這是中情局乃至美國歷史上的一道疤痕。

我讀得越多，就越不能理解，為什麼它會是我父親最驕傲的成就。

在我開始著手製作關於中情局參與老撾事務的電台紀錄節目時，我向我爸爸在中情局的一些朋友發了電郵。我記得，我在小時候見過這些人。他們曾經在星期天早上來家裏喝蘇格蘭威士忌。不過現在，這一批人已經年過80，有一些已經不在人世。要想得到第一手的材料，了解在老撾曾經發生了什麼，現在就要行動。

我在一個叫「天網（the SKYNET）」的平台上發佈了消息，這是一個為曾經在老撾執行任務的前中情局人員而設的電郵平台，我希望聯絡那些曾經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人。有人用像「Mule」或者「Igor」這樣的代號發郵件給我。其中一個人說，我父親很會搞笑，並且還欠了他18美元。他說，他願意收支票。

沃茨（Watts）的另一個名字是湯姆·諾頓（Tom Norton），他是我父親在中情局最好的朋友之一。湯姆回了郵件，邀請我去南卡羅萊納州一聚。

我們在那一個星期裏大部分時間都在聊天、喝蘇格蘭威士忌，在堆積如山的舊文件、錄音帶、標本以及視頻影像當中挖掘信息。

「我確實不知道，我走後，這些東西將會被如何處置，」湯姆說，「不過這不是我的事情了。」

我們查閲了數以百計的照片，很多是我父親在龍鎮（Long Tieng）的時候。那是中情局在老撾秘密作戰時的基地。然後有一天，我們看到了一張照片，裏面是一個身穿軍裝的赫蒙族男孩。

「我想我們當時是有一條非正式的規定，」湯媽說，「就是男孩必須至少和一枝M-1步槍一樣高，才可能當士兵。大概就是10歲吧。」

在我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認為關於CIA在秘密作戰中使用童軍的指控是未經證實的。或者說，我只是希望它是未經證實，又或者說我假定它是個別事件，發生在其他的地方——總之不是在我父親工作的地方。

但是，這一張照片將這一切都推翻了。

挖掘已經離世的親人的往事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他們已經被定格在塵封的過去，每一次我們去剖析他們，我們都是在歪曲。

這一張童軍照片完全改變了這個紀錄節目的方向。關於中情局在老撾的事情，要為那些批評和貶損開脫是相當容易的——有些決定，遠不是掌握在我父親或者湯姆·諾頓的手裏。

但是在童軍這件事情上，像我父親這樣的CIA人員，似乎是本該可以劃下清晰界線的。

我幾乎要訂下機票去老撾尋找答案了，但是在一系列的電話之後，我們在加州的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找到我們要找的人。

成賢（音）曾是秘密部隊當中的一名童軍。他在弗雷斯諾的家中迎接我們，一見面就是一次溫暖的握手。

他的一堆孫子孫女們在我們周圍跑來跑去，我們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成賢告訴我們，他是在某一天上學的路上被赫蒙族士兵拐走的。他被帶到軍營，發給了一桿槍，然後被訓練學習擦槍、裝彈和開槍。他在12歲的時候第一次參加了槍戰。

然後我向成賢問出我來這裏一直想問的問題。對於所發生的一切，他恨不恨美國人？我給成賢一個遣責中情局，遣責美國的機會——他比誰都更有這個權利。但是，他決定不那樣做。

在製作這個電台紀錄節目的過程中，社會有強大的壓力，去遣責我的父親，遣責湯姆·諾頓，遣責中情局。但是，我並不肯定，遣責一定是有我們所希望的作用。更多的時候，它似乎只是滿足我們的道德感，而不是帶來真正的改變。如果我們拒絶用同理心去看待歷史的締造者，我們就永遠無法汲取教訓。

「沒有人是正義的，」在我們離開之前，成賢這樣說道，「而且上帝也知道，我們當時心裏在想什麼。」

我本來是想去發現我父親在老撾做了什麼，但是我所找到的答案並不能令我滿意，仍然是籠罩在秘密之下。在紀錄節目的最後，聽眾只不過是抓住了真相的一半，感受到了部分的真誠。可是，這正是作為一個間諜的兒子所感受到的。

當說完要說的話，做完要做的事之後，對於我的父親，我唯一的不滿是，他從未和我談論過他的一生。

在南卡羅萊納州湯姆·諾頓的家裏，我問他：「你覺得，當一個人瞞騙了另一個人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有真摯的關係嗎？」

「可以。你們仍然是同樣的人，」他說，「你只是換了一個名字。」

彼得·朗－斯坦頓（Peter Lang-Stanton） BBC紀錄欄目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