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蘭斯·福薩雷利（Lance Fusarelli）頭次踏進大學校園時，他感覺周圍的人對社會和社交禮儀方面懂得都比他要多，用他自己的話說，"所有一切都和過去不一樣"。
他把感受到的這種差異歸咎於自己的出身。他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阿維拉（Avella）縣一座藍領工人聚居的小鎮，家庭條件在當地算不上貧困。他是自己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他的母親由於懷孕而輟學，他的父親在十五、六歲時就當了礦工。在他生活的這個小鎮，極少有人在高中後還繼續深造。
福薩雷利的大學學習生涯十分順利。完成學業後，他目前已是北卡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兼研究生學科主管。但當一位同事好心地糾正他的語法錯誤時，他仍然不時回憶起初進大學的那些日子。"他並不壞，我們是好朋友。只不過他是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長大，"他說。"有些時候我不想像學究一樣說話，我就用更生動和豐富多彩的語言。"
儘管福薩雷利以他低微的出身背景在學術界闖出了名堂，但他的故事提醒我們，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存在著嚴重的社會鴻溝。由於出身不好而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會面臨著一種細微不易察覺卻又無處不在的偏見。《實驗社會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上最近刊登的一篇研究報告提出了"教育歧視"（educationism）一詞，並首次舉出明確證據證實了福薩雷利和很多其他人一直以來所猜測的現象：即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會在不自覺間歧視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這種歧視會產生通常是由貧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幸和不良後果。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土恩·庫朋斯（Toon Kuppens）稱，這種"社會層面"的問題形成了嚴重的社會鴻溝，庫朋斯同時也是提出"教育歧視"一詞的團隊成員之一。"這個問題需要解決"。
人們會歧視教育水平低的人並非新鮮觀點。早在19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博迪約（Pierre Bourdieu）就將其稱作"優勢階層的智力種族主義"，優勢階層的人用它來顯示他們社會地位的合理性。博迪約指出，教育體系是由統治階層設計，教育考試中會考察和中產階級所相適合的知識和問題。
教育還會通過多種方式形成社會分化。教育水平高通常跟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和福利水平、以及更高的就業水平相聯繫。教育狀況還影響著人們的政治觀點。例如，低教育階層人士大多對英國脫歐投贊成票。有研究報告甚至發現，在英國脫歐公決中，教育差異比年齡、性別和收入差異影響更大。
庫朋斯表示，儘管人們對此早有認識，然而，卻很少有人對強烈的教育偏見展開正面研究，而對性別、民族和年齡偏見的研究則汗牛充棟。
針對這一問題，庫朋斯及其同事設計了幾項實驗，從而了解個體對教育所持的態度。研究人員直接詢問受試者，問他們對別人是否感覺正面和溫暖，不過同時他們也向受試者描述別人的職業和教育背景，進行間接詢問。最後，由受試者對這幾人的可接受程度進行打分。
結果很明顯，無論受試者本身的教育水平高低，他們都更喜歡那些教育水平高的人。另外，結果很明顯的顯示，教育水平高的受試者並不比教育水平低的受試者天生具備更高的容忍度，而這與人們長期以來的看法相悖，庫朋斯表示。
另外，他說這種偏見存在的一個原因在於，人們感覺教育水平是個人能控制的事情。"我們都在評判他人並以消極態度對待他們，即便我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教育水平低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
人們教育水平低不是他們自身原因的因素在於教育與貧困之間的關聯。在學校，貧困家庭學生的學習成績會迅速落後於同學，同時這些家庭考入大學的學生人數也更少。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非常複雜。貧困會以我們之前不了解的方式對日常決策產生影響。倫敦經濟學院的詹妮弗·設西-斯凱芬頓（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表示，資源的缺乏會造成"心理壓抑"，同時還會給人以恥辱感和自卑感。在個人成就主要取決於其智力和勤奮程度的精英主義社會，這種現象更加普遍，詹妮弗表示。
貧困還會影響決策能力。在另一項更為深入的研究中，詹妮弗把中等收入受試者隨機分配至不同的實驗小組，同時告訴其中某些人他們在社會中的能力和地位較差，有些人則被告知是社會中成功人士。那些被告知自己是社會低層人士的的受試者在金融決策和基礎認知測試中的表現都更差。
"這就是說，如果你知道自己能力較差，你就不會擁有做出正確財務決策所需的認知技能，"她說。他們並沒有停止思考，但卻更加顧慮對其地位的現有威脅，而沒有專注思考手中的任務。
在其對貧困心理學的分析中，詹妮弗發現，低收入者對未來的生活目標缺乏控制能力。"如果你要是感覺自己無法控制未來，那麼理所當然，你就會把你有限的資源或資金投入到旨在改善當前處境的舉措中去，"她說。
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揭示了一條很難打破的循環：財務資源不足會導致無法有效完成腦力任務。這種不足只要存在，規劃未來、並做出合理決策的能力就會受到削弱。這一點在教育體系中表現非常明顯。那些只活在當下的學生就缺少動力在學校取得好成績，或就未來的大學學習進行規劃。
一個研究小組則更為激進，認為教育體系"致力於維護現有社會狀態"：在這種制度下， 高學歷父母的子女去讀大學，低學歷家庭的學生去讀職業培訓學校或進工廠當學徒。瑞士洛桑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法布裏奇奧·布特拉（Fabrizio Butera）於2017年發佈的一項研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觀點。他的研究小組發現，當被告知學生來自家境一般的家庭時，受試的模擬"考官"就給這些學生打了較低的分數。
"他們認為，來自底層家庭的學生前途較為暗淡，因此就調低了對這些學生未來學業前途的期望值，"布特拉表示。"繼續現狀是一個階層保持特權的方法。"
即便一名來自藍領家庭的學生最終考入大學，他們往往也必須"拋棄其原先身份，從而適合新的社會流動"，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的艾麗卡·索斯蓋特（Erica Southgate）表示。她研究了那些家庭中頭一個考上大學的學生面臨的歧視問題。她發現對於醫學等學科，學生們普遍認為同學們都來自於社會背景類似的家庭。"這並非明顯的歧視，而是一種不斷出現的隱形的社會階層傷害，因為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會不停的向人解釋。"
那麼，如何才能填平教育鴻溝？有一種觀點認為，多樣化的考試評測方法可以幫助給大家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布特拉的研究小組進行的幾項實驗發現，評定學生考試成績事實上會削弱學生的推理動機，表現以及決策能力。但如果不公布考試成績，則會削弱社會比較的意義，正如詹妮弗的研究揭示，這常常會導致成績表現下降。
如果給出如何提高進步的詳細反饋而非簡單的得分，就會"把考試評估作為教育的一種手段"而非篩選的手段，布特拉表示。換句話說，學生將學到如何增長知識，而非如何應付考試的方法。
"我們的小組已經發現了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創造一個課堂環境，考試評估只是其學習過程的一部分，"布特拉表示。"這會促進社會階層和性別之間更加平等，並有助於建設一種團結協作的社會文化。"
一些非體制內的學校比較不看重考試，例如蒙特梭利（Montessori,）、斯坦納（Steiner）和弗雷內（Freinet）等學校，而芬蘭小學則沒有標凖化考試。這些案例都屬於少數情況，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要求。多數父母都希望能看到子女的分數，沒有分數就很難判定學生學習情況的好壞。"瑞士有一個地方取消了學生分數，而父母們在突然間無法獲知子女學習狀況後，就發起了反抗，"布特拉說。
在福薩雷利看來，最重要的是讓父母和教師都在兒童年幼時對他們的未來充滿期望，並且強化這種觀點："他們能做這個而且將會獲得成功"。
"如果你對孩子期望值很低，那麼他們就會成長為你期望的那樣，"他說。還有一項研究甚至發現，如果當教師認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不會在數學、閲讀和詞匯方面取得好成績，他們的最終成績甚至會低於教師的預計。由此，他一直告訴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有潛力的學生："相信你的能力和擁有的一切"。
當然，教育體系中的歧視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殆盡。悲哀的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歧視的存在。"勤奮的人終將成功"這種說法仍然大有市場，雖然有證據顯示，超出個人控制的眾多因素往往會阻礙人們取得成功的潛力。
不幸的是，偏偏是那些教育水平更高，理應對歧視更為敏感的人群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幫助造就了不公平並從中獲益。
（BBC）梅麗莎·霍根博姆 （Melissa Hogenboom）
他把感受到的這種差異歸咎於自己的出身。他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阿維拉（Avella）縣一座藍領工人聚居的小鎮，家庭條件在當地算不上貧困。他是自己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他的母親由於懷孕而輟學，他的父親在十五、六歲時就當了礦工。在他生活的這個小鎮，極少有人在高中後還繼續深造。
福薩雷利的大學學習生涯十分順利。完成學業後，他目前已是北卡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兼研究生學科主管。但當一位同事好心地糾正他的語法錯誤時，他仍然不時回憶起初進大學的那些日子。"他並不壞，我們是好朋友。只不過他是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長大，"他說。"有些時候我不想像學究一樣說話，我就用更生動和豐富多彩的語言。"
儘管福薩雷利以他低微的出身背景在學術界闖出了名堂，但他的故事提醒我們，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存在著嚴重的社會鴻溝。由於出身不好而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會面臨著一種細微不易察覺卻又無處不在的偏見。《實驗社會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上最近刊登的一篇研究報告提出了"教育歧視"（educationism）一詞，並首次舉出明確證據證實了福薩雷利和很多其他人一直以來所猜測的現象：即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會在不自覺間歧視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這種歧視會產生通常是由貧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幸和不良後果。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土恩·庫朋斯（Toon Kuppens）稱，這種"社會層面"的問題形成了嚴重的社會鴻溝，庫朋斯同時也是提出"教育歧視"一詞的團隊成員之一。"這個問題需要解決"。
人們會歧視教育水平低的人並非新鮮觀點。早在19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博迪約（Pierre Bourdieu）就將其稱作"優勢階層的智力種族主義"，優勢階層的人用它來顯示他們社會地位的合理性。博迪約指出，教育體系是由統治階層設計，教育考試中會考察和中產階級所相適合的知識和問題。
教育還會通過多種方式形成社會分化。教育水平高通常跟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和福利水平、以及更高的就業水平相聯繫。教育狀況還影響著人們的政治觀點。例如，低教育階層人士大多對英國脫歐投贊成票。有研究報告甚至發現，在英國脫歐公決中，教育差異比年齡、性別和收入差異影響更大。
庫朋斯表示，儘管人們對此早有認識，然而，卻很少有人對強烈的教育偏見展開正面研究，而對性別、民族和年齡偏見的研究則汗牛充棟。
針對這一問題，庫朋斯及其同事設計了幾項實驗，從而了解個體對教育所持的態度。研究人員直接詢問受試者，問他們對別人是否感覺正面和溫暖，不過同時他們也向受試者描述別人的職業和教育背景，進行間接詢問。最後，由受試者對這幾人的可接受程度進行打分。
結果很明顯，無論受試者本身的教育水平高低，他們都更喜歡那些教育水平高的人。另外，結果很明顯的顯示，教育水平高的受試者並不比教育水平低的受試者天生具備更高的容忍度，而這與人們長期以來的看法相悖，庫朋斯表示。
另外，他說這種偏見存在的一個原因在於，人們感覺教育水平是個人能控制的事情。"我們都在評判他人並以消極態度對待他們，即便我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教育水平低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
人們教育水平低不是他們自身原因的因素在於教育與貧困之間的關聯。在學校，貧困家庭學生的學習成績會迅速落後於同學，同時這些家庭考入大學的學生人數也更少。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非常複雜。貧困會以我們之前不了解的方式對日常決策產生影響。倫敦經濟學院的詹妮弗·設西-斯凱芬頓（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表示，資源的缺乏會造成"心理壓抑"，同時還會給人以恥辱感和自卑感。在個人成就主要取決於其智力和勤奮程度的精英主義社會，這種現象更加普遍，詹妮弗表示。
貧困還會影響決策能力。在另一項更為深入的研究中，詹妮弗把中等收入受試者隨機分配至不同的實驗小組，同時告訴其中某些人他們在社會中的能力和地位較差，有些人則被告知是社會中成功人士。那些被告知自己是社會低層人士的的受試者在金融決策和基礎認知測試中的表現都更差。
"這就是說，如果你知道自己能力較差，你就不會擁有做出正確財務決策所需的認知技能，"她說。他們並沒有停止思考，但卻更加顧慮對其地位的現有威脅，而沒有專注思考手中的任務。
在其對貧困心理學的分析中，詹妮弗發現，低收入者對未來的生活目標缺乏控制能力。"如果你要是感覺自己無法控制未來，那麼理所當然，你就會把你有限的資源或資金投入到旨在改善當前處境的舉措中去，"她說。
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揭示了一條很難打破的循環：財務資源不足會導致無法有效完成腦力任務。這種不足只要存在，規劃未來、並做出合理決策的能力就會受到削弱。這一點在教育體系中表現非常明顯。那些只活在當下的學生就缺少動力在學校取得好成績，或就未來的大學學習進行規劃。
一個研究小組則更為激進，認為教育體系"致力於維護現有社會狀態"：在這種制度下， 高學歷父母的子女去讀大學，低學歷家庭的學生去讀職業培訓學校或進工廠當學徒。瑞士洛桑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法布裏奇奧·布特拉（Fabrizio Butera）於2017年發佈的一項研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觀點。他的研究小組發現，當被告知學生來自家境一般的家庭時，受試的模擬"考官"就給這些學生打了較低的分數。
"他們認為，來自底層家庭的學生前途較為暗淡，因此就調低了對這些學生未來學業前途的期望值，"布特拉表示。"繼續現狀是一個階層保持特權的方法。"
即便一名來自藍領家庭的學生最終考入大學，他們往往也必須"拋棄其原先身份，從而適合新的社會流動"，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的艾麗卡·索斯蓋特（Erica Southgate）表示。她研究了那些家庭中頭一個考上大學的學生面臨的歧視問題。她發現對於醫學等學科，學生們普遍認為同學們都來自於社會背景類似的家庭。"這並非明顯的歧視，而是一種不斷出現的隱形的社會階層傷害，因為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會不停的向人解釋。"
那麼，如何才能填平教育鴻溝？有一種觀點認為，多樣化的考試評測方法可以幫助給大家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布特拉的研究小組進行的幾項實驗發現，評定學生考試成績事實上會削弱學生的推理動機，表現以及決策能力。但如果不公布考試成績，則會削弱社會比較的意義，正如詹妮弗的研究揭示，這常常會導致成績表現下降。
如果給出如何提高進步的詳細反饋而非簡單的得分，就會"把考試評估作為教育的一種手段"而非篩選的手段，布特拉表示。換句話說，學生將學到如何增長知識，而非如何應付考試的方法。
"我們的小組已經發現了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創造一個課堂環境，考試評估只是其學習過程的一部分，"布特拉表示。"這會促進社會階層和性別之間更加平等，並有助於建設一種團結協作的社會文化。"
一些非體制內的學校比較不看重考試，例如蒙特梭利（Montessori,）、斯坦納（Steiner）和弗雷內（Freinet）等學校，而芬蘭小學則沒有標凖化考試。這些案例都屬於少數情況，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要求。多數父母都希望能看到子女的分數，沒有分數就很難判定學生學習情況的好壞。"瑞士有一個地方取消了學生分數，而父母們在突然間無法獲知子女學習狀況後，就發起了反抗，"布特拉說。
在福薩雷利看來，最重要的是讓父母和教師都在兒童年幼時對他們的未來充滿期望，並且強化這種觀點："他們能做這個而且將會獲得成功"。
"如果你對孩子期望值很低，那麼他們就會成長為你期望的那樣，"他說。還有一項研究甚至發現，如果當教師認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不會在數學、閲讀和詞匯方面取得好成績，他們的最終成績甚至會低於教師的預計。由此，他一直告訴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有潛力的學生："相信你的能力和擁有的一切"。
當然，教育體系中的歧視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殆盡。悲哀的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歧視的存在。"勤奮的人終將成功"這種說法仍然大有市場，雖然有證據顯示，超出個人控制的眾多因素往往會阻礙人們取得成功的潛力。
不幸的是，偏偏是那些教育水平更高，理應對歧視更為敏感的人群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幫助造就了不公平並從中獲益。
（BBC）梅麗莎·霍根博姆 （Melissa Hogen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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