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島縮小男女工資差異的激進做法

"冰島將女性工資低於男性定性為違法行為！"這則消息在今年1月登上多家媒體的頭版標題，引發了人們集體歡呼，還在社交媒體上奔走相告。

但實際上，多數國家已經將女性工資低於男性定性為非法行為。從俄羅斯聯邦到盧旺達，對此都有明文規定。多數國家現行的反歧視法律都有數十年的歷史——這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這個勞動者天堂的專利。

但在瑞士達沃斯演講時，就連一向樂觀的美世（Mercer）諮詢跨國客戶集團全球負責人派特·米利甘（Pat Milligan）也提到，最新的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中有一些令人沮喪的發現。

結果顯示，我們在健康、教育、政治和職場等領域的兩性平等問題上，出現了2006年以來的首次倒退。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計算，兩性薪水仍然存在32%的平均差距（高於之前的31.7%）。之所以出現倒退，一定程度上源自兩性職場平等程度的降低。與很多著名僱主一樣，BBC也積極參與了這場辯論。

冰島最近採取的激進措施表明該國希望扭轉這種法律環境。冰島的計劃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再由僱員來證明他們在薪酬上遭遇的不平等待遇——這可能引發長達數年的官司——而是由僱主來證明他們的確為員工支付了平等的薪酬。

但這真的有那麼激進嗎？這種模式能否應用於一個更大的島國？

"多數國家都制定了薪酬平等法律，英國1970年就頒布了這種法律。"英國薪酬平等訴訟領域的頂尖大律師達芙妮·羅姆尼（Daphne Romney）說。除此之外，歐盟也賦予公民薪酬平等的權利，允許勞動者向民事法庭或仲裁法庭提起訴訟。

儘管多數國家都允許員工對僱主發起訴訟，但問題在於，"需要歷經多年的艱辛才能告上法庭，更不用說獲得補償了。"

"如果僱主沒有對不平等薪酬採取措施，冰島就會將其定性為刑事犯罪。相當於把它當做健康和安全違規來處理。"羅姆尼說。她還補充道，不作為也會受到懲罰，這會觸發職業評估機制。

那麼，這種模式為何不能用於其他地方？

消除差距

"我認為很激進，但說實話，我不認為英國會通過這種法律。根本沒什麼效果。最新的英國性別薪酬差異監管規定只適用於34%的僱員。也就是說，企業的員工人數需要超過250人。"羅姆尼說。

羅姆尼指的是2016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大公司（大約涵蓋9,000家企業）匯報薪酬數據。這項法律的目的是公開大公司的薪酬數據，鼓勵公眾監督。

但羅姆尼認為，這已經是極限了：她認為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保守黨反對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因為這會增加企業的成本。

如果英國不會效仿冰島的做法，其他國家是否會嘗試呢？

多倫多大學性別和經濟研究所主任莎拉·卡普蘭（Sarah Kaplan）教授指出，還有另外一種比冰島的立法更早出現的模式——加拿大也在努力填平兩性之間的薪酬差距。

例如，安大略和魁北克的政策都（通過人權立法）著眼於同工同酬，並（通過薪酬平等立法）著眼於同值同酬。在安大略，《公平職場法案148》（Fair Workplaces Bill 148）包含了一系列新法：有的幫助那些懷疑自己並未獲得平等薪酬的勞動者展開評估，還有的則禁止僱主強迫員工穿高跟鞋。

"這比冰島的立法視野更加先進，冰島只包含了前者。"卡普蘭表示，一些加拿大法律對企業的薪酬政策逐一展開詳細的審查，多數公司都必須遵守。

即便是在美國，包括馬薩諸塞州在內的一些州也都禁止企業向求職者詢問其之前的工資。而冰島和加拿大都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其實都是把各種方案拼湊起來，沒有一套方案能夠完全獨立於其他方案發揮作用。沒有一個國家或司法管轄區部署了全套方案。"卡普蘭說。

布魯金斯學院高級院士理查德·雷弗斯（Richard Reeves）專門研究不同行業和國家的薪酬差異，他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表示，雖然冰島在這一領域"走在改革前沿"，而且可能在薪酬差異問題上取得真正突破，但認為一個國家的政策可以應用到另一個國家是不明智的。

"但可以從中吸取一些有用的經驗教訓，包括兩性薪酬平等不會自動完成。"他感覺，問責力度和透明度越高，效果就越好：例如，強制性的兩性薪酬審查就能起到幫助。"展示問題的規模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雷弗斯自己的研究表明，想要縮小男女之間的工資差異，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組織在實踐中採取的措施，同時還要改變人們對男女兩性在工作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給出的文化設定。"女性仍要同時應付家庭和工作生活，這會對她們的收入和進步產生影響。男性不需要這樣。現在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商業模式，還包括男性模式。"

效仿冰島？

冰島雖小，人口只有336,483人，但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看，它卻算得上是一個大國。

它連續九年實現全球最小的性別收入差距。而根據歐盟的統計，冰島的女性工作率位居全球前列，2017年超過80%。這不僅使冰島在所有可以比較的國家中位居首位，也在所有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排名最高。

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冰島女性進入職場並留了下來。這要歸功於幾條政治決策，例如賦予人們在生兒育女之後重返工作崗位的法律權利。

冰島大學性別研究教授托格多·因納斯多蒂爾（Thorgerdur Einarsdóttir）表示，一場聲勢浩大的女性運動和來自女權主義團體的巨大壓力，促成了冰島解決性別問題（例如陪產假和兩性比例）的政治意願，因而快速推出一系列激進的措施。

她認為，冰島的整體文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裏的一位女強人留下了歷史遺產，鼓舞了其他女性。"她指的是1980年誕生在冰島的全球第一位民選女總統維格迪絲·芬博阿多蒂爾（Vigdis Finnbogadottir）。

在職場中引入跟男性一樣多的女性，相當於給世界經濟增加又一個中國或又一個美國的體量。

她提到了1975年的Women's Day Off，在那場罷工運動中，該國約有一半的勞動者放下工具。在此之後，這場運動又重覆了幾次。"國家較小、聯繫較為緊密、信息易於流通，或許也都起到了作用。當不同的女性團體相互合作時，就很容易發起運動。"

為什麼應該關心此事？因為如果能充分利用這種成功——但要著重強調的是，沒有一個冰島女性認為這裏是烏托邦——就會帶來不菲的經濟利益。更多女性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有助於抵禦又一輪全球衰退。另外，在職場中引入跟男性一樣多的女性，相當於給世界經濟增加又一個中國或又一個美國的GDP。根據麥肯錫的研究，如果能夠發揮全部潛力，也就是讓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發揮與男性相同的作用，到2025年就可以為全球每年增加28萬億美元的GDP。

所以，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搬到冰島，但向冰島學習一點經驗應該是個很好的開始。

（BBC）安吉拉·亨歇爾 （Angela Hens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