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啦,"一位新加坡老人倚靠在咖啡店的吧台上說道。店主遞給他一個袋子,裏面裝了濃厚的、用煉乳增甜的咖啡。"有沒有人點更健康的選擇?"我詢問櫃台後的女士。她笑道:"越來越多了。" 言下之意是人是安於習慣的動物。
市場的空氣裏充斥著面湯、烤肉和沙爹的香氣,我在這裏閒逛,發現很多小店的門口貼著紅色貼紙。有的寫著:"這裏提供較為健康的食品。"還有的寫著:"我們使用較為健康的油。"這是新加坡保健促進局(Health Promotion Board)健康飲食計劃的一部分。如果食品和飲料供應商為食客提供較為健康的食品,就能獲得一筆撥款。這表明,該國政府通過微小但不容忽視的方法助推公民作出較優選擇。
自從馬來半島南端的這個城市國家度過建國50週年,新加坡政府就一直把目光投向國外,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建未來。其中一個戰略就是與英國的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展開合作。它有一個綽號:"助推小組"(Nudge Unit),採用贏得諾貝爾獎的"助推理論"。該理論的基礎是簡單、謹慎的政策能夠幫助人們作出較優選擇,同時保留他們選擇的自由。目前,助推理論已經被全世界大多數決策者廣為接受,但是早在該理論流行之前,新加坡就一直在實施類似的戰略。要理解其原因,就必須回顧該國歷史。
新加坡雖然以秩序和效率著稱,但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裏禁止食用口香糖。如今,新加坡已經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不過這來之不易。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隨後實現獨立。當時,該國存在很多經濟、社會問題。除了失業率高、教育水平低、住房條件差以外,新加坡的自然資源和土地也十分匱乏。
接下這一重任的就是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他當時認識到新加坡必須依靠改革才能走向繁榮。"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和鄰居一樣,我們就會滅亡,因為我們提供的東西無法與他們競爭。所以,我們必須提供和他們不一樣,比他們更好的東西。我們必須廉潔、高效、選賢與能。這起效果了,"他曾經向《紐約時報》表示。
為了讓這一戰略起效,新加坡政府必須保持控制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他們建設了名為"組屋"的高層公共住宅,進行工業化發展,並吸引外資,創造就業崗位。這個新生國家逐漸開始步入正軌。
新加坡政府發起了很多公共運動,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建立相同的社會身份認同感。初期運動圍繞改善環境衛生和清潔。"保持新加坡的清潔"和"植樹"是這些運動的共有口號。還有一些圍繞計劃生育的運動,督促人們最多生兩個孩子。隨著新加坡日漸富裕,該國實施了國家禮貌運動以及鼓勵人們說漢語的運動,以建立更有凝聚力,更體貼和更文明的社會。
1986年,李光耀說:"常常有人指責我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的確如此,但如果我沒有那樣做,我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我們沒有干預私人事務——比如你的鄰居是誰,你應如何生活,噪音,不應隨地吐痰,應使用何種語言——我們也不會取得經濟進步。我們決定怎麼做是正確的。"
在五十年的時間裏,這個戰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新加坡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具創新力和對企業最友好的經濟體之一。不過,儘管新加坡仍然喜歡開展公共運動,它已經開始轉而以較為細微的方式影響居民的行為。
助推民眾的行為並不是新加坡獨有的。全球已經有150多個政府嘗試過助推政策。例如,卡塔爾的一家醫療中心在齋月期間提供糖尿病篩查測試,增加了測試的參加率。因為不論如何人們都要齋戒,所以就省去了在測試前空腹的麻煩。便利和及時,這是助推獲得成功的兩大關鍵要素。
冰島、印度和中國的城鎮嘗試了"漂浮斑馬線"。這是一種三維光學幻覺,讓斑馬線看起來像是漂浮在地面上方,旨在督促駕車者減速。在英國,為了督促人們繳稅,政府寄信稱大多數按時繳稅的人都取得了良好的結果。如果利用社會規範,人們就會有遵守的意願。
在新加坡,你會遇到一些非常簡單的助推措施。垃圾桶和公交車站分開一定距離,這是為了把吸煙乘客和不吸煙的乘客分開。水電賬單會把你的能源消耗量與鄰居比較。戶外健身場所建在組屋的入口和出口,便於人們使用,並且足夠顯眼,可以一直提醒你健身。地鐵站的綠色和紅色箭頭指出了站立的位置,以加快乘客下車的速度。如果你選擇非高峰出行(上午7點之前),車費也會較低。
六成新加坡人每周至少四次在食閣吃飯,所以改善飲食健康也是優先事項。除了健康飲食計劃(Healthier Dining Programme)以外,一些場所也會提供價格比較優惠的健康飲食選擇。比如,假如你一定要在邱德拔醫院(Khoo Teck Puat Hospital)吃炒米粉,你需要支付的價格就比較高。
全國健步大挑戰(National Steps Challenge)鼓勵參與者使用免費的計步器鍛煉,並獲得現金和獎項。它大獲成功,以至於活動名稱已經註冊商標。這種遊戲化的形式能較為成功的督促用戶實現目標。領取免費健身計步器的排隊長龍展示了這個活動的受歡迎程度。
不是所有的助推措施都是有形的。公民強制參加的儲蓄計劃"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的繳費率很高。該基金可以用於支付醫療、住房和養老金,這樣就可以幫助人們長期儲蓄,因為證據表明,在為未來籌資方面,人們通常都太過短視。
這個都市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已經變成一個難題,政府的目標是在2030年之前人口增加30%。嬰兒津貼計劃(Baby Bonus Scheme)通過現金激勵的方法,鼓勵父母生育更多的子女。該計劃在2001年引入,新加坡公民生育嬰兒能獲得現金獎勵,兒童培育戶頭(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也會有一筆收益。該賬戶可用於支付育兒和醫療款項。生的孩子越多,獎勵就越多——從2016年3月開始,第一胎可以獲得現金獎勵8000新幣,最高的獎勵10000新幣是從第三胎開始,另外兒童培育戶頭也會有收益。
那麼,人們喜歡被助推嗎?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受到操控去作出較優選擇時反應是否有所不同?鑒於行為洞察在全球得到廣泛採用,關於人們是否對此滿意的研究相對較少。歐洲和美國的研究表明人們大致對此認可,只要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例如,當被問及快餐店是否應加強卡路里含量標識,以及取得駕照時被問及是否願意捐獻器官,人們大都會表示支持。
一項在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中國、日本、俄羅斯、南非和韓國對人們的反應展開的研究與歐洲和美國的研究大致一致,只有少數幾個例外:中國和韓國的支持率非常高,日本的支持率非常低,歐盟的丹麥和匈牙利也是一樣。
雖然沒有結論性研究說明其原因,但有人認為助推政策支持率較高的國家,往往其針對的問題與公民有直接關係——比如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另一個潛在的相關性發生在對助推的支持度和對政府的信任度之間。匈牙利的助推支持率非常低;同樣,該國的政府信任度也很低——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僅為28%。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助推政策的態度非常積極,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度也很高。
雖然全球範圍的研究並沒有把新加坡納入,但是對政府的高度信任有可能意味著對助推政策的支持度也很高。
那麼,助推在新加坡的未來是怎樣的?根據新加坡公共服務署(Public Service Division)內部一個多學科團隊創新實驗室(Innovation Lab)的看法,未來將會是數字化。公共服務署負責從公民和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設計公共政策和服務。
該部門一位發言人稱,在實現數字化以後,公民期待公共服務趕超私人部門。私人部門的用戶已經開始使用聊天機器人和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界面。他們希望公共部門也能緊跟潮流。
有人認為,公共服務要以人們在私人部門獲得的體驗為基凖。我們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正在加快,越來越高科技,並且越來越遠離現實世界。只需看一下精靈寶可夢(Pokemon Go)的受歡迎程度,就可以知道虛擬現實的熱度。所以,新加坡政府也不甘落後。
當我回到被30層摩天大樓的耀眼金屬和玻璃包圍的流光溢彩的新加坡時,很容易忘記50年前這些都尚未出現,甚至一些地方還不是陸地。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與政府建立這種密切的社交契約,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一直都是自己命運的主宰。通過助推和精心設計的"選擇結構",新加坡已經開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BBC)薩拉·基廷 (Sarah K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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