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年輕女性正在為未來而奮鬥。因呼籲關注性騷擾和性侵犯而風靡全球的#MeToo運動，意外地來到了這個保守的國家。
那些一度被置若罔聞的指控已經使一些聲名顯赫的官員下台，而女性們正挺身而出，與幾十年來壓制她們的社會規範鬥爭。
但是，在一個常常將女權主義視為骯髒字眼的文化中，它能夠持續嗎？
就在上個月，知名組合 Apink 成員孫娜恩（손나은）被迫在 Instagram 上為她的一張拿著寫有「Girls can do anything.」（女孩可以做任何事）字樣手機殼的照片而辯護。她被指責在「推廣女權主義」，隨後她刪除了這條帖子。
即使在揭露性侵的幾個月後，那些說出來的人依然可能會受到嘲笑和質疑。
2018年的不同點在於，很多韓國女性似乎願意承擔這種風險。
這是打破束縛的勇敢一步，也是第一步。
轉折點出現在今年1月，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檢察官徐智賢（서지현）公開指控一名前韓國司法部官員在2010年的一次葬禮上摸了她。而該官員稱其並不記得。
她的公開揭露演變成了一場團結一致的吶喊。檢察官在韓國社會中地位很高。女性們開始思考，如果這都能發生在她的身上，而她敢於大聲地說出來，我為什麼不能？
在過去的數周內，已有數百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經歷為#MeToo發聲。
在政治新星、甚至一度被視為總統人選的安熙正被指控強姦他的秘書後，韓國朝野震驚。目前，安熙正已經辭職。
曾有望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詩人高銀，也被指控性騷擾女性文學新人，他的詩歌將被移出韓國的教科書。
此外，曾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導演金基德，也因有女演員舉報其試圖強姦，他凖備發表的新電影可能會有麻煩。
這些都是名人的案例，但實際問題似乎更加系統化。
單說男女之間的薪酬差異吧。
在韓國，女性只能獲得男性工資的63%，這是29個發達國家中男女薪酬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經濟學人》還將韓國列為「玻璃天花板指數」（glass ceiling index）中，職業女性境遇最差的發達國家。
另據《福布斯》報道，韓國職場中身居要職的女性很少，她們僅佔董事會的2%。
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正如《中央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描述的韓國職場文化：「有權有勢的人們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在一次平靜的晚餐聊天中，我的朋友曾告訴我，在大公司工作的年輕僱員會被鼓勵在下班後去喝酒，以此獲得晉升機會。
她們中的每個人都有被上司用手放在膝蓋上、伸到裙子裏，問她們是否願意在酒店過夜的經歷。甚至有人告訴我，她的老闆曾對她的裙子裏拍了一張照片。像這樣的故事，源源不絶。
你以為這只是幾個女子晚餐時的閒聊？再考慮下吧。
在首爾市中心舉行的一場馬拉松式#MeToo抗議活動中，193名女性站在麥克風前，在2018分鐘的時間內不間斷地講述她們遭到性騷擾的經歷。法新社記者鄭河園（Hawon Jung）在推特上直播了這一事件，包括下面這名受害者的請求：
【@allyjung：一名女性：「我的父親性侵我、對我做了所有不可描述的事長達十年。我的母親一直知道這些事，但直到我18歲都從未制止他。她說我要好好學習考大學。我想讀一封寫給我女兒的信。」】
【@allyjung：我的女兒，我希望你永遠不要再流下我已經流了多年的痛苦淚水。我當時太年輕了，我痛苦和拼命的試圖告訴世界我正經歷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說這是一件可恥的事，並要我閉嘴。】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活動發生的地點是首爾的光化門廣場。去年，成千上萬的人們正是在這裏舉行大規模燭光集會，抗議現在已經被罷免的前總統樸槿惠。韓國人知道抗議的力量，他們見證了它顛覆了一個總統。
但它能改變整個的文化嗎？
本屆政府已表示，它計劃將擴大與權力相關的性侵案件的法律範圍，並承諾設立一個程序，讓受害者可以匿名舉報性侵犯。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女性都在使用一款名為「Blind」的匿名應用程序來舉報性侵行為。該公司曾表示，每天大約有500個舉報貼。
不過，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面對#MeToo運動時指出，韓國「無法單獨依靠法律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文化和態度」。
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周禧（이주희）認同這看法。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企業文化需要被改變。韓國企業文化的特點是一個老式的社交網絡——關係非常封閉。他們把企業管理中女性的聲音和其他不同的意見排除在外，這些必須得到糾正。」
法律制度也同樣使得女性很難對於性侵進行指控。
在自己的控訴無人問津後，李潤又（이은의）與企業巨頭三星電機進行了一場戰鬥。
她曾向人力資源部門舉報，但這只讓她發現自己就像一個棄兒。一開始，沒有人向她分配工作，隨後她被轉移到了另一個部門。她被告知，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在她這邊。
「一開始我就說，付出越多，收獲越多」，她對我說。「雖然我把它當成我生活各個方面的座右銘，但實際的訴訟是一個非常孤獨和困難的過程。」
「但經過艱難的一切，最後結果還不錯時，我意識到這是我必須做的一場戰鬥。」
這場戰鬥花了她四年時間，好在法院最終作出了支持她的判決。現在，她成為了一名專門幫助其他被性侵女性的律師。
「當前來向我『取經』的人們告訴我，我是他們的榜樣時，我感到非常開心。我想這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變化的跡象還有很多。年輕一代的人們更加了解自己的權利，並且變得更加堅定。我參觀了一所大學的柔道課，在那裏我遇到了一群願意討論#Metoo運動和「女孩力量」（girl power）的年輕女孩。
姬元盛（音，Hee Won-sung）是法律專業的學生，並曾在美國留學。她看到了國內外女性態度上的不同。
「我覺得對於那些只生活在韓國的女性來說，要做到這一點要困難得多。因為傳統的標凖是女性必須安靜、端莊、善良。現在這些正在改變，但還需要繼續。」
李周禧教授認為，突破口將會來自於新一代年輕人。
「對於年輕的女性來說，勇敢的發聲、直面或挑戰有權勢的年長男性並不容易。但現在我認為，年輕一代的女性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們更加自信。最重要的是她們不想忍受老一輩的做事方式，所以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韓國女性表現出的新力量並不受到所有人的歡迎。有人形容它是「仇恨男性」，甚至說運動是一場「政治迫害」。
但是，以年輕一代為代表的韓國人，有著篤定的心。她們堅定地要去改變她們認為是錯誤的事，並誓將摧毀那個傳統父權社會的根基。
（BBC）勞拉·比克（Laura Bicker） BBC記者 首爾報道
那些一度被置若罔聞的指控已經使一些聲名顯赫的官員下台，而女性們正挺身而出，與幾十年來壓制她們的社會規範鬥爭。
但是，在一個常常將女權主義視為骯髒字眼的文化中，它能夠持續嗎？
就在上個月，知名組合 Apink 成員孫娜恩（손나은）被迫在 Instagram 上為她的一張拿著寫有「Girls can do anything.」（女孩可以做任何事）字樣手機殼的照片而辯護。她被指責在「推廣女權主義」，隨後她刪除了這條帖子。
即使在揭露性侵的幾個月後，那些說出來的人依然可能會受到嘲笑和質疑。
2018年的不同點在於，很多韓國女性似乎願意承擔這種風險。
這是打破束縛的勇敢一步，也是第一步。
轉折點出現在今年1月，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檢察官徐智賢（서지현）公開指控一名前韓國司法部官員在2010年的一次葬禮上摸了她。而該官員稱其並不記得。
她的公開揭露演變成了一場團結一致的吶喊。檢察官在韓國社會中地位很高。女性們開始思考，如果這都能發生在她的身上，而她敢於大聲地說出來，我為什麼不能？
在過去的數周內，已有數百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經歷為#MeToo發聲。
在政治新星、甚至一度被視為總統人選的安熙正被指控強姦他的秘書後，韓國朝野震驚。目前，安熙正已經辭職。
曾有望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詩人高銀，也被指控性騷擾女性文學新人，他的詩歌將被移出韓國的教科書。
此外，曾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導演金基德，也因有女演員舉報其試圖強姦，他凖備發表的新電影可能會有麻煩。
這些都是名人的案例，但實際問題似乎更加系統化。
單說男女之間的薪酬差異吧。
在韓國，女性只能獲得男性工資的63%，這是29個發達國家中男女薪酬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經濟學人》還將韓國列為「玻璃天花板指數」（glass ceiling index）中，職業女性境遇最差的發達國家。
另據《福布斯》報道，韓國職場中身居要職的女性很少，她們僅佔董事會的2%。
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正如《中央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描述的韓國職場文化：「有權有勢的人們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在一次平靜的晚餐聊天中，我的朋友曾告訴我，在大公司工作的年輕僱員會被鼓勵在下班後去喝酒，以此獲得晉升機會。
她們中的每個人都有被上司用手放在膝蓋上、伸到裙子裏，問她們是否願意在酒店過夜的經歷。甚至有人告訴我，她的老闆曾對她的裙子裏拍了一張照片。像這樣的故事，源源不絶。
你以為這只是幾個女子晚餐時的閒聊？再考慮下吧。
在首爾市中心舉行的一場馬拉松式#MeToo抗議活動中，193名女性站在麥克風前，在2018分鐘的時間內不間斷地講述她們遭到性騷擾的經歷。法新社記者鄭河園（Hawon Jung）在推特上直播了這一事件，包括下面這名受害者的請求：
【@allyjung：一名女性：「我的父親性侵我、對我做了所有不可描述的事長達十年。我的母親一直知道這些事，但直到我18歲都從未制止他。她說我要好好學習考大學。我想讀一封寫給我女兒的信。」】
【@allyjung：我的女兒，我希望你永遠不要再流下我已經流了多年的痛苦淚水。我當時太年輕了，我痛苦和拼命的試圖告訴世界我正經歷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說這是一件可恥的事，並要我閉嘴。】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活動發生的地點是首爾的光化門廣場。去年，成千上萬的人們正是在這裏舉行大規模燭光集會，抗議現在已經被罷免的前總統樸槿惠。韓國人知道抗議的力量，他們見證了它顛覆了一個總統。
但它能改變整個的文化嗎？
本屆政府已表示，它計劃將擴大與權力相關的性侵案件的法律範圍，並承諾設立一個程序，讓受害者可以匿名舉報性侵犯。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女性都在使用一款名為「Blind」的匿名應用程序來舉報性侵行為。該公司曾表示，每天大約有500個舉報貼。
不過，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面對#MeToo運動時指出，韓國「無法單獨依靠法律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文化和態度」。
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周禧（이주희）認同這看法。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企業文化需要被改變。韓國企業文化的特點是一個老式的社交網絡——關係非常封閉。他們把企業管理中女性的聲音和其他不同的意見排除在外，這些必須得到糾正。」
法律制度也同樣使得女性很難對於性侵進行指控。
在自己的控訴無人問津後，李潤又（이은의）與企業巨頭三星電機進行了一場戰鬥。
她曾向人力資源部門舉報，但這只讓她發現自己就像一個棄兒。一開始，沒有人向她分配工作，隨後她被轉移到了另一個部門。她被告知，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在她這邊。
「一開始我就說，付出越多，收獲越多」，她對我說。「雖然我把它當成我生活各個方面的座右銘，但實際的訴訟是一個非常孤獨和困難的過程。」
「但經過艱難的一切，最後結果還不錯時，我意識到這是我必須做的一場戰鬥。」
這場戰鬥花了她四年時間，好在法院最終作出了支持她的判決。現在，她成為了一名專門幫助其他被性侵女性的律師。
「當前來向我『取經』的人們告訴我，我是他們的榜樣時，我感到非常開心。我想這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變化的跡象還有很多。年輕一代的人們更加了解自己的權利，並且變得更加堅定。我參觀了一所大學的柔道課，在那裏我遇到了一群願意討論#Metoo運動和「女孩力量」（girl power）的年輕女孩。
姬元盛（音，Hee Won-sung）是法律專業的學生，並曾在美國留學。她看到了國內外女性態度上的不同。
「我覺得對於那些只生活在韓國的女性來說，要做到這一點要困難得多。因為傳統的標凖是女性必須安靜、端莊、善良。現在這些正在改變，但還需要繼續。」
李周禧教授認為，突破口將會來自於新一代年輕人。
「對於年輕的女性來說，勇敢的發聲、直面或挑戰有權勢的年長男性並不容易。但現在我認為，年輕一代的女性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們更加自信。最重要的是她們不想忍受老一輩的做事方式，所以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韓國女性表現出的新力量並不受到所有人的歡迎。有人形容它是「仇恨男性」，甚至說運動是一場「政治迫害」。
但是，以年輕一代為代表的韓國人，有著篤定的心。她們堅定地要去改變她們認為是錯誤的事，並誓將摧毀那個傳統父權社會的根基。
（BBC）勞拉·比克（Laura Bicker） BBC記者 首爾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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