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首爾東國大學的一間教室內,教授李恩珠(Eun-Joo Lee)正在讓學生們畫瓶子和自行車。不過,這可不是什麼藝術課,而是一堂"婚姻家庭"課,旨在挑戰社會上存在的性別規範。
李教授認為可以通過畫畫的方式"測量"學生的男性和女性特質。如果一位女性從前往後畫自行車,這顯示出她的性格具有男性特質。但她讓學生放心,這並沒有什麼不好,而是讓人對自身性格特徵有更清晰的認知。
接著,李教授又向學生們展示了小男孩推童車和小女孩玩玩具的圖片。她告訴學生,歐洲的這些玩具廣告挑戰了人們對於性別的刻板認知。
這堂課旨在幫助年輕人探索性別關係,進而在某一天,可能找到人生伴侶。事實上,除了開設這類課程,韓國還做了許多其它努力,以解決年輕人結婚生子意願越來越低這一棘手問題。
在韓國這樣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傳統的性別角色由來已久。直到20世紀60年代經濟騰飛,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什麼?
在韓國,"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根深蒂固,對現今韓國年輕人的婚姻家庭觀產生了深刻影響。
2017年,韓國人口出生率創歷史新低——平均每位婦女僅生育1.05個孩子,遠遠低於保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01個。這還是政府花了十年時間、耗費數十億美元鼓勵刺激的結果,包括實施延長陪產假、補助不孕症治療、為有三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優先享受育兒公共服務等政策。
東亞和東南亞的其它一些地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比如台灣、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韓國近年來出現了一個新詞:三拋世代(Sampo Generation)。"三拋"指放棄三樣東西——求偶、結婚和生育。
在李教授看來,經濟低迷和失業率高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以部分原因,年輕人把精力都用在了找工作和實現經濟獨立上。
研究表明,對於男性來說,財務問題是邁進婚姻殿堂過程中的最大障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將婚姻視為備選,而不是必須之物。女性也面臨同樣的焦慮。
24歲的金智媛(Ji-Won Kim)是李教授的學生,她說:"我身邊的人不想結婚主要是因為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本太高了。一些女性朋友更傾向於自己租房,買自己想要的東西,養只小狗,然後約約會就挺好的。"
"壓縮的現代性"是什麼?
"人們總說,一旦結了婚有了孩子,那就得跟自己的生活說拜拜了。"金智媛的這句話,揭示了經濟以外的考慮因素。
另一名24歲的學生金志明(Ji-Myeong Kim)則說,他想找個人安定下來,但是他現在的女友要他再三保證家裏人對她的態度。
過去的幾十年裏,韓國文化傾向於要求新婚女性融入丈夫的大家庭,並且處於最低的家庭地位。金志明不得不向女友表明,他的家庭不會固守這些傳統。
新加坡國立大學家庭和人口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楊李唯君(Jean Yeung)指出,像新加坡和韓國這樣的國家都面臨著"壓縮的現代性",即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急劇變遷。
"在歐洲需要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逐漸發生的變化,在亞洲的一些國家二三十年內就完成了。經濟、教育和女性角色等都在急劇變化,但制度和社會規範卻沒有跟上。" 楊李唯君表示。
另一個和現代家庭不匹配的領域是企業文化。
李恩珠教授說:"許多女性不想在不包容職場媽媽的企業文化裏養育孩子。"
墨爾本大學人口統計學教授麥克唐納(Peter McDonald)說:"對僱主來說,員工的家庭生活無關緊要。東亞文化更傾向於僱主的需求,希望員工長時間工作,能為工作獻身。"
另一個阻礙女性步入婚姻的因素是家務分工當中的性別不平等。201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的報告顯示,韓國男性平均每天做家務的時間只有45分鐘,還不到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約會練習"真的有用嗎?
在李恩珠教授的婚姻家庭課上,同學們需要和搭檔進行一些練習。學生稱之為"強制約會",然而李教授稱之為"戀愛練習"。
搭檔需要練習處理一些他們以後在真正感情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比如在經濟承受範圍內的約會,為婚禮做凖備,或者是制定一份結婚契約,包括家務分工、育兒方式、以及假期先探訪誰的父母。
課堂上還包括一些基本的性教育。雖然向一群20多歲的學生講解"生理期"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李教授認為課程的重點不是說教,而是告訴學生如何避免意外懷孕,這些都能讓他們對性更加積極,對生育有更多把握。
這種基層教育對提升韓國出生率是否有幫助還尚未可知。其它國家也在嘗試各種辦法提高出生率。
新加坡為了刺激生育率下了很大功夫,比如給予金錢獎勵,實施"嬰兒花紅"計劃等等。但5年過去了,這些措施似乎並沒起什麼作用。
韓國也曾有過一些創新舉措。比如2010年,韓國要求衛生部、福利和家庭事務部的員工每個月挑個周三"早點回家",並稱這天為"家庭日"。事實證明,即使晚上七點鐘辦公室就斷電也沒辦法鼓勵這些政府僱員回家生育。
楊李唯君表示,政府實施的這些短期舉措並沒有觸到問題的關鍵,也沒有適應性別角色的變化。
麥克唐納也持相似的觀點,認為韓國政府的努力如果不能帶來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革,其實毫無意義。過去,政府因為把低生育率歸咎於女性而遭到聲討。一個粉色主題網站發佈的育齡婦女分佈圖,遭到強烈抵制而被下線。
麥克唐納說,這些方向錯誤的激勵政策,只會讓女性不生孩子的信念更加堅定。
對學生來說,這門課既能幫助他們了解自己,同時也鼓勵他們用積極的態度對待家庭生活。
金志明承認:"我以前覺得和女友的交往方式挺正常的,但是人格測試卻顯示我是強迫型人格,我比想像中要保守很多。"
李教授認為,學生們應該明白他們要找的不是完人而是最適合的人。這種心態能幫助他們收獲美滿婚姻,組建幸福家庭。
但是仍有一些學生覺得很難擺脫父母的期望。
金智媛說:"我媽希望我的另一半有經濟能力、成長於和睦家庭,性格要好並且體貼入微。"但是她本人認為有些因素更加重要,"比起外貌,我更看重經濟實力,我媽總說結了婚長什麼樣就不重要了。"
(BBC)薩拉·基廷 文權 (Sarah Keating & Kwon Moon)
李教授認為可以通過畫畫的方式"測量"學生的男性和女性特質。如果一位女性從前往後畫自行車,這顯示出她的性格具有男性特質。但她讓學生放心,這並沒有什麼不好,而是讓人對自身性格特徵有更清晰的認知。
接著,李教授又向學生們展示了小男孩推童車和小女孩玩玩具的圖片。她告訴學生,歐洲的這些玩具廣告挑戰了人們對於性別的刻板認知。
這堂課旨在幫助年輕人探索性別關係,進而在某一天,可能找到人生伴侶。事實上,除了開設這類課程,韓國還做了許多其它努力,以解決年輕人結婚生子意願越來越低這一棘手問題。
在韓國這樣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傳統的性別角色由來已久。直到20世紀60年代經濟騰飛,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什麼?
在韓國,"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根深蒂固,對現今韓國年輕人的婚姻家庭觀產生了深刻影響。
2017年,韓國人口出生率創歷史新低——平均每位婦女僅生育1.05個孩子,遠遠低於保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01個。這還是政府花了十年時間、耗費數十億美元鼓勵刺激的結果,包括實施延長陪產假、補助不孕症治療、為有三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優先享受育兒公共服務等政策。
東亞和東南亞的其它一些地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比如台灣、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韓國近年來出現了一個新詞:三拋世代(Sampo Generation)。"三拋"指放棄三樣東西——求偶、結婚和生育。
在李教授看來,經濟低迷和失業率高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以部分原因,年輕人把精力都用在了找工作和實現經濟獨立上。
研究表明,對於男性來說,財務問題是邁進婚姻殿堂過程中的最大障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將婚姻視為備選,而不是必須之物。女性也面臨同樣的焦慮。
24歲的金智媛(Ji-Won Kim)是李教授的學生,她說:"我身邊的人不想結婚主要是因為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本太高了。一些女性朋友更傾向於自己租房,買自己想要的東西,養只小狗,然後約約會就挺好的。"
"壓縮的現代性"是什麼?
"人們總說,一旦結了婚有了孩子,那就得跟自己的生活說拜拜了。"金智媛的這句話,揭示了經濟以外的考慮因素。
另一名24歲的學生金志明(Ji-Myeong Kim)則說,他想找個人安定下來,但是他現在的女友要他再三保證家裏人對她的態度。
過去的幾十年裏,韓國文化傾向於要求新婚女性融入丈夫的大家庭,並且處於最低的家庭地位。金志明不得不向女友表明,他的家庭不會固守這些傳統。
新加坡國立大學家庭和人口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楊李唯君(Jean Yeung)指出,像新加坡和韓國這樣的國家都面臨著"壓縮的現代性",即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急劇變遷。
"在歐洲需要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逐漸發生的變化,在亞洲的一些國家二三十年內就完成了。經濟、教育和女性角色等都在急劇變化,但制度和社會規範卻沒有跟上。" 楊李唯君表示。
另一個和現代家庭不匹配的領域是企業文化。
李恩珠教授說:"許多女性不想在不包容職場媽媽的企業文化裏養育孩子。"
墨爾本大學人口統計學教授麥克唐納(Peter McDonald)說:"對僱主來說,員工的家庭生活無關緊要。東亞文化更傾向於僱主的需求,希望員工長時間工作,能為工作獻身。"
另一個阻礙女性步入婚姻的因素是家務分工當中的性別不平等。201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的報告顯示,韓國男性平均每天做家務的時間只有45分鐘,還不到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約會練習"真的有用嗎?
在李恩珠教授的婚姻家庭課上,同學們需要和搭檔進行一些練習。學生稱之為"強制約會",然而李教授稱之為"戀愛練習"。
搭檔需要練習處理一些他們以後在真正感情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比如在經濟承受範圍內的約會,為婚禮做凖備,或者是制定一份結婚契約,包括家務分工、育兒方式、以及假期先探訪誰的父母。
課堂上還包括一些基本的性教育。雖然向一群20多歲的學生講解"生理期"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李教授認為課程的重點不是說教,而是告訴學生如何避免意外懷孕,這些都能讓他們對性更加積極,對生育有更多把握。
這種基層教育對提升韓國出生率是否有幫助還尚未可知。其它國家也在嘗試各種辦法提高出生率。
新加坡為了刺激生育率下了很大功夫,比如給予金錢獎勵,實施"嬰兒花紅"計劃等等。但5年過去了,這些措施似乎並沒起什麼作用。
韓國也曾有過一些創新舉措。比如2010年,韓國要求衛生部、福利和家庭事務部的員工每個月挑個周三"早點回家",並稱這天為"家庭日"。事實證明,即使晚上七點鐘辦公室就斷電也沒辦法鼓勵這些政府僱員回家生育。
楊李唯君表示,政府實施的這些短期舉措並沒有觸到問題的關鍵,也沒有適應性別角色的變化。
麥克唐納也持相似的觀點,認為韓國政府的努力如果不能帶來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革,其實毫無意義。過去,政府因為把低生育率歸咎於女性而遭到聲討。一個粉色主題網站發佈的育齡婦女分佈圖,遭到強烈抵制而被下線。
麥克唐納說,這些方向錯誤的激勵政策,只會讓女性不生孩子的信念更加堅定。
對學生來說,這門課既能幫助他們了解自己,同時也鼓勵他們用積極的態度對待家庭生活。
金志明承認:"我以前覺得和女友的交往方式挺正常的,但是人格測試卻顯示我是強迫型人格,我比想像中要保守很多。"
李教授認為,學生們應該明白他們要找的不是完人而是最適合的人。這種心態能幫助他們收獲美滿婚姻,組建幸福家庭。
但是仍有一些學生覺得很難擺脫父母的期望。
金智媛說:"我媽希望我的另一半有經濟能力、成長於和睦家庭,性格要好並且體貼入微。"但是她本人認為有些因素更加重要,"比起外貌,我更看重經濟實力,我媽總說結了婚長什麼樣就不重要了。"
(BBC)薩拉·基廷 文權 (Sarah Keating & Kwon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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